第206章 走马观花换首辅（1 / 5）

崇祯十一年七月的江南，本该是“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”的富庶时节。可这年夏天的苏州城，却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死寂中。

山塘街上，往昔的繁华荡然无存。绸缎庄、茶行、当铺、银楼，家家户户门板紧闭，连最热闹的阊门码头都空无一人，只有几艘货船孤零零地泊在河边，船帆耷拉着，像丧事的幡旗。

石板街上散落着碎瓷片和撕烂的账本，几处店铺的门板上还用朱砂写着触目惊心的大字：“罢市抗税！”“薛国观滚出内阁！”

“反了！都反了！”苏州知府陈洪谧在府衙后堂急得团团转，头上的乌纱帽歪了都不自知。

这个五十多岁的绍兴籍官员，此刻脸色煞白，额上冷汗涔涔，“三日了！整整三日了！商铺不开，码头不动，连卖菜的都不上街！再这么下去，别说朝廷的商税收不上来，就是苏州城几十万人的吃喝都要成问题！”

幕僚小心翼翼地提醒：“府尊，最要紧的是……织造局那边传来消息，三千织工已经聚在衙门口，说要讨个说法。若再弹压不住，怕是要出大乱子啊！”

陈洪谧腿一软，瘫坐在太师椅上。他想起昨日收到的密信——那是江南巡按御史祁彪佳派人送来的，信中只有八个字：“民怨沸腾，早做打算。”

祁彪佳是东林党人，素来与内阁首辅薛国观不睦，这次苏州罢市，背后若说没有祁彪佳等人的影子，打死他都不信。

可问题在于，薛国观推行的“商税加征令”，确实要了江南商贾的命。

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。崇祯十一年四月，新任首辅薛国观为解国库空虚的燃眉之急，奏请在全国加征商税。

按他的章程：南北商路，无论坐贾行商，一律按货值百抽五；市舶司对进出口货物，再加抽三分；连民间小额交易，也要征收“牙税”“门摊税”。此令一出，举国哗然。

但真正点燃火药桶的，是六月下发到江南的细则。其中一条规定：苏州、松江等地的丝绸、棉布、茶叶、瓷器，因“获利最丰”，税率加至百抽八！

更狠的是，追缴过往三年的“欠税”——也就是说，商人不仅要交今年的重税，还要补交前三年的！

“这是要吸干我们的血啊！”苏州绸缎商会的会首沈念宁在密会上捶桌怒吼。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商人，面庞红润，手指上戴着一枚翡翠扳指，此刻却气得浑身发抖，“百抽八！还要追缴三年！我沈家三代经营，攒下的家业，这一刀就要割去三成！这生意还怎么做？！”

座中十余位江南巨贾，个个脸色铁青。这些人掌控着大明朝三分之一的财富，他们的商队北至辽东，南抵南洋，东到日本，西通西域。如今朝廷这一刀，直接砍在了他们的命脉上。

“诸位，”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。说话的是松江布商徐光远的族侄徐孚远，他四十出头，面容清癯，眼中闪着锐利的光，“薛国观此举，名为筹饷，实为敛财。他山西人，不知江南商情，只听户部那些账房先生胡诌，以为咱们江南商人都是肥羊。咱们若忍了这口气，今日抽八分，明日就敢抽十分！到时候，别说生意做不成，就是身家性命，怕也难保！”

“徐先生说得对！”茶商汪文言接口道，“咱们这些年，给朝廷捐的饷、纳的税还少吗？辽东打仗，咱们捐；中原剿寇，咱们捐；如今倒好，直接明抢了！这口气，不能忍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造反吗？”有人怯怯地问。

“造反不至于，”徐孚远冷笑，“但咱们可以罢市。”

“罢市？”

“对！苏州、松江、杭州、南京，所有商铺一齐关门！码头停工，工坊熄火，让朝廷看看，没有咱们江南的银子，他这个大明还转不转得动！”徐孚远站起来，环视众人，“当然，不能明说是抗税。就说……就说市面不靖，盗匪横行，为保财产安全，暂歇业整顿。”

一旁的盐商皱眉：“这能成吗？官府若强行开市……”

“官府？”徐孚远笑容更冷，“陈洪谧那个知府，三年任期将满，正等着升迁呢，他敢把事闹大？至于南京六部那些老爷们，哪个没拿过咱们的好处？真要撕破脸，谁怕谁？”

众人互相对视，眼中渐渐燃起决绝的火苗。是啊，这些年，他们用银子铺路，用丝绸开道，朝中大臣，宫里太监，谁没受过江南商贾的孝敬？如今朝廷要卸磨杀驴，那就别怪驴子尥蹶子！

七月初八，罢市开始。

第一天，只是阊门、胥门几条主要商街关门。第二天，蔓延至全城。到第三天，连城外枫桥的米市、娄门的菜市都停了。

更可怕的是，苏州织造局的三千织工——这些靠织机吃饭的穷苦人，因工坊停工而断了生计，也开始聚集闹事。

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北京。同时送去的，还有祁彪佳等江南官员的联名奏疏，弹劾薛国观“苛政虐民”“与民争利”“动摇国本”。

七月的北京城，热得像蒸笼。但乾清宫里的气氛，比天气更加闷热压抑。

崇祯皇帝朱由检坐在御案后，面前摊着三份奏章：一份是苏州知府陈洪谧的急报，详细描述罢市情形，字里行间透着恐慌；一份是江南巡按御史祁彪佳等人的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