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6章 有三问罪（1 / 3）

解缙之言，在朝堂之上，激起了丝丝涟漪，可并未掀起太大风暴。

朱棣微微眯了眯眼，知道这是李祺开始准备发动元史之狱了，他配合演一场戏即可。

大多数臣子对解缙之言，是有些懵圈的，不明白他为何突然提出重修元史，还搞出了一个这么荒谬、难以理解的理由。

“解翰林，为前朝修史，且以国号为名，这一直都是传统，何以今日变更呢？”

“没错。

解翰林，你有大才，见到元史不堪，想要重修元史，乃是自然之理。

况且唐朝史也有旧唐书、新唐书两版。

但说什么恢复中华，于是便不修元史，而修什么宋末以来之事，岂非太过儿戏？”

华盖殿中几个老翰林以及学士，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，从言语中倒也能听得出来，没有恶意，就是单纯的不理解解缙要做什么。

李祺对朝臣的反应是有预料的，因为解缙之言，在这个时代属于无人理解的异端。

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之辩，这是一种以文化为纽带的普世价值，算是古代中国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。但是和现代民族主义思想比起来，程度太浅，尚不足以对王朝底层逻辑构建造成影响。

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，由现代民族主义建立的国家，绝不会接受异族、小族的皇帝和领袖。且难以接受割地、赔款、弃地、和亲、纳贡这些有损于民族尊严之事。

任何做下这些事的统治者，都大概率要引咎辞职，甚至于整个内阁政府垮台。

历史上的北朝、辽、金、元这些异族王朝顺利建立，大量汉人积极入仕，且并未受到谴责，这说明在明朝之前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，确实没有成体系的民族主义，依旧是家国一体的统治模式。

为什么要说明朝以前呢？

因为经过有明一朝的发展，在明末时，中国本来已经率先要发展出民族主义了！

顾炎武提出了亡国和亡天下之论，“易姓改号，谓之亡国；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，保国者，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”。

这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根基，其后演化出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成为了那个屈辱年代的最强音，可惜这种历史进程，却被落后、黑暗、野蛮的清朝入关打断了。

李祺提出要重修元史，无论是朱棣，还是解缙等人，都以为他就是要打击方孝孺一脉。

但其实那不过只是顺手而已，他有十八种办法让方孝孺的徒子徒孙混不下去，哪用得着这么麻烦。他真正的目的是把民族主义的灵魂勾出来，即便现在还做不到，也要奠定一个基础。

因为只有真正的民族主义，才能把整个天下的人，无论是达官贵人、还是贩夫走卒都团结在一起！而这些人团结在一起，那最终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了！

话说回朝中，这些老翰林没有恶意，可不代表其他人没有。

元史举世共知，乃是宋濂、王祎修的，现在解缙说元史不堪，相当于指摘这二人，二人虽死，可却有后人王珅亦在殿中。

这王珅是王祎之子，又拜宋濂为师，与方孝孺友善，乃是浙东文人的代表之一，亦是东明精舍学派的领袖之一。

此刻听着解缙的指摘之言，自然是坐不住，立刻出列便要反驳，朝中众人一见，顿时便知这已然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重修元史之事，而是朝堂相争。

王珅手中笏板向着解缙一指喝道：“解缙，焉敢于圣上尊座之前，放此狂言？

元史乃是太祖高皇亲自下令编篆，元朝命数已终，本朝得天命，亦是太祖高皇所定！

太祖皇帝在《登极诏》中明确的写下，“朕惟中国之君，自宋运既终，天命真人於沙漠，入中国为天下主。传及子孙百有余年，今运亦终’。

此皆人所共鉴，岂容你在这里颠倒黑白，乃至于要篡我朝正统乎？”

殿中多数大臣不由自主点头，天命论还是更符合当今主流，且王珅所言无错，还有太祖高皇背书，有理有据，实在是壮言激语，当为之一赞。

可解缙是什么人，明初永乐年间第一才子，又和李祺针对此事商讨了很久，又如何会退却，立刻震声道：“太祖高皇的登极诏便是宋濂所写，其中以元朝为正朔，便是受到宋濂等人的影响。

在宋濂不曾至太祖高皇身边时，高皇所写下的《谕中原檄》中，有众多盛言，请陛下允臣问王珅言语一朱棣饶有兴趣的声音自御座之上传下，“准！”

殿中群臣皆将目光投射过来，落在二人身上，这场对决在此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。

解缙慨然道：“王珅，我且问你。

太祖高皇曾写下“自古帝王临御天下，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，夷狄居外以奉中国，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’之言。

有否？”

这篇谕中原檄几乎是明朝官员的必背范文，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。

王珅脸色难看道：“有。”

“好！”

解缙手中笏板重重一击，“既有，那便明了。

孔圣曾言，夷狄之有君，不若诸夏之亡也，此正所谓太祖高皇